《龙引十四年》
龙引是一个很小的市镇，合共不过几十家店铺。靠海却又离海有三几哩，海边尽是泥沼。潮来的时候，林中积水，一片汪洋，可以行船。龙引港，小到像一条沟。海水涨潮入港，倒流进来，与淡水相和。据说：这样的水，最适合种椰。因此，龙引区多是椰园。椰园不像胶园需要很多任务人，所以这一区人口不多；加上都是一些小园主，可以说是地广人稀，物阜民丰。一般生活水平相当高，对于社会公益，大都热心；尤其是华文教育，更为发达。在战前六七间华文小学，战后合成龙引中华学校。一九四八年，新校舍落成，富丽堂皇，美奂美轮。
一九五0年，新加兰、文律和龙引三区热心教育人士倡议创办中学。龙引得其地利，南离文律，北离新加兰，各八哩；又有人和，郑振中先生夙为三区人士所敬仰；便利用龙引原有校舍，创办新文龙中华中学。
我担任新文龙中华中学校长，包括龙引小学。在新加兰有中华学校，文律有乐育学校和五间分校。三区华校从一九五一年起，统筹统办，由同一董事会管辖。文律的校长是许一知先生，已经做了好几年。新加兰的校长蔡振东先生，和我一样，是新来的。龙引原任校长陈致远先生改任董事会受薪秘书；原任教务主任余锵先生担任小学部主任，一九五七年政府命令中小学行政分开，后来他专任校长，直到如今。现在小学的董事长，听说是陈致远先生了。
刚到龙引，校长的家好像是新房一样，许多住在附近的妇女，牵儿带女的来参观。那座民房是锌片木板屋，刚建好不久。两房一厅，可以说是龙引市区最新最好的一栋。每房月租十五元。据说原只打算给我租一间。一家六口，自然不够。我和振中先生讲：我愿自己加付十五元。他没有作声，但却私下告诉房东，不要再租他人、家具全是他亲自在峇株买的，连床单蚊帐都有，的确也像新房，我看到这些不速之客，真是啼笑皆非，只好不理不睬。我的太太也没法去应酬。她们讲闽南话，言语不通。好在她们只是参观，走一圈就离开了。
伙食是振中先生要人送来。一位老人每餐捧来一盘，三菜一汤，还有酱油辣椒之类。摇摇荡荡，从街场走来，少也有半哩。他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手脚也是骯肮脏脏的。战战抖抖的把饭菜送到桌上，半汤半水，吃起来实在不开胃。照华校的习惯，供宿自膳，我不能不自己开伙。
我们夫妇都要做工，女儿大的不过四岁，小的刚满月，非请一位工人不可。龙引实在不易找工人，因为没有几家请工人，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出来做工。后来振中先生替我找来一个女孩，年龄虽有十五岁，看起来不过十岁左右。她曾做过工，洗十来个人的衣服，还要煮饭。每月不过十七元。我们出她廿五元，立刻上工。的确很会做。
自己煮饭，便得买杯盘碗筷和锅子火炉。振中先生要学校的庶务带我们上街去买，由学校付款。好容易才选了一套，仍是相当粗糙的。我们真后悔不该把我们自己厨房用具留在怡保。
到我们自己上街买东西时，立刻发觉到街场实在是太小，连长卷的大便纸都买不到。加上言语不通，有些东西讲不出名字来。有很长一段时期，我们都是去峇株做洋人生意的店子用英语交易。
这时的龙引，没有邮局；只有邮政代办所，收发信件。也没有电话；若有急事，便得去警察局借用，每次付钱。没有医生，没有电影院，没有政府办事处。任何事情，都得下峇株。幸而德士特别便宜，又多又快。
家务整理就绪之后，开始处理校务。中小学差十几位教师，随我从兴中来的不过四人；于是到处去找教师。那时找教师，非常困难。英文教师，简直是可遇难求。中学教师呢，连求都求不到。
一九五一年元旦，我正式到校办公。校长办公室在正中骑楼之上，比教室大得多，礼堂正门两边上楼，面向操场。想起在兴中时，缩在礼堂台边的一间小房，不兔有舒畅之感。
第一件上教育局的公文是报告到任视事。第二件是有关开学的一些例常校务。想不到第二件公文就被原件发还，而且用红铅笔删涂颇多。我曾经做过公务员，对于等因奉此，也下过一番工夫。此事虽小，心中颇不以为然。立刻找振中先生发了一阵牢骚；而且也坦白向他表示：我这个校长有些特别，如果不合意时，我自己会离开；像离开和丰就是例子。当时去龙引，我原也只作一年的打算，以为过渡。我另外有份工作，要多等待一个时候。他为我详细解释当时的情况，要我不必介意。自后，非万不得已，我不写信去教育局；有甚么事，我直接找峇株董视学官。
董视学官年龄不大，心直口快。我们常常接近，私交甚好。他对于新文龙中华中学，非常关怀。他曾陪我赴星洲请教师，后来我也陪他赴槟城渡假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仍是好朋友。如今他在吉兰丹做学校联络官，偶尔过马六甲，仍会来找我谈谈。我们缅怀往事，不胜慨叹。他和振中先生，也是莫逆，情同手足。我和振中先生去峇株，总是约他一起午餐。振中先生几乎每天都赴峇株，不是为学校或龙引中华大会的公事，便是一些私人嘱托他的私事。学校或是我家中要添置东西，也由他代劳，好像是我的庶务一样。他如果有伴，便准时在别有天茶馆吃一顿象样的午餐。否则，挨到下午三四点还忘记吃饭，便独自去别有天吃一碗卤面。
开学不久，龙引涨水；水位每天增加。慢慢地连礼堂和教堂中，积水盈尺；再多几吋，连我家也要淹了。学校被迫停了十天课。我们就靠罐头维持生活，以后的几年，几乎每年开学都要涨一次水。
涨水之后，蚊子特别多；接着疟疾流行。有一个时候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病人。我在高中二那年患过疟疾，到此又患上了。一家只有我太太有福气，她未被传染。为了防止蚊子，我家装上纱窗纱门。
初中刚开办，一年级两班共七十余人。三月初受人力动员的影响，有十九人退学，只剩五十余人。到初三毕业，只剩卅九人而已。
中学不比小学，图书仪器的设备，非常重要。董事会专筹一笔款项，作为购置图书之用。除了一般文史书之外，购置一套百衲本廿四史，英文书籍也不少。不到一年，图书馆就已经很象样了。
科学仪器药品，都是买德国和英国的；价钱相当昂贵。振中先生的意思是：只要好，不计价钱。
他自己受过高等教育，也做过教师；办教育当然非常内行。不过，他绝对尊重校长。他身为董事长，校内之事，不管是校务，是人事，完全不闻不问。有时，我请示他，无论是否合他的意，他只说：随校长主意就好。
有一次，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同学，缺课又不请假；发了几封信通知家长，也没有回复。我为执行校规，便将他开除了。那知挂牌不久，家长来校提出抗议。他说他没有收到学校一封通知信，质问我通知交给谁送去。我说是交给他的弟弟带回家的。那位家长说：他的大儿子很坏，控制了弟弟妹妹，把学校的通知全没收了。为什么不将通知送到中华公会或是他开的店里？我反问他：我要相信自己的学生呢？还是相信他的伙计？他无言以对，便走了。
直到两年后我才听说开除那学生出了大事。他的家长认为学校处理不妥，非常气愤。如果学校不收回成命，他将拒绝任何学校方面的捐款；甚至于鼓动他的宗亲和邻居，抵制学校。三区董事会刚成立不久，因为合办中学，大家出钱出力，非常热心？如果有一个人不出捐，说不定就有第二个第三个。振中先生去和他解释；最后答应将他那个儿子转去另一区的小学继续就读，往返车费由董事会负担。
当我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，那位家长对于我的办学已有了了解。他的第二个儿子进中学时，还特别请我严格管教。我和他之间，竟不存一点芥蒂。后来他有一个儿子要赴英伦深造，也是我介绍的。
振中先生坦白耿直；我的性子急，脾气燥，做事不敷衍，钱财方面决不苟取一分一厘。我俩性情相投，很快就建立了私人感情。我因公出门，他通常都是拿三五百给我做用费，事实上当然用不了那许多，他却要让校长有面子、有派头。记得某校校长赴槟城请教师，开了五百元，董事会拖了许久不付款。一方面暗示他，可不可少报一点。后来果真减了一些，董事会立刻归垫。我呢，董事长只怕我用得不阔绰。每次回来报账，他似乎认为我用得太节省；账也报得太琐碎。
初中二年级的科学，只有教师作示范实验。拿那些仪器药品，要有一个提盒。我的意思是用牛奶箱改装一个。振中先生执意不肯，便请峇株家倪店做了两个又精致又漂亮的。
我在兴中做校长，每月薪津二百四十元；不过，书局印刷店有佣金可拿，折合起来，每月也有三五十元。到龙引，薪津是三百元。贩卖部由董事会管理，校长拿不到佣金。我认为这是合理的。创办之初，购置图书仪器，为数至巨：少也是几万元，全部由我经手。如果拿佣金，只要五巴仙就很可观了。据说：学校买东西，不要佣金也不会减低价钱，因为要保持一定的行规。记得我也收过一张佣金支票，大概是四百多元。我就把那张支票交给振中先生，他看着我笑，一面说：『你拿了算了罢。』『难道给我？」我说：「进董事会的账』。他问我：「怎样入账。你拿着罢，管他！』我推辞了很久，他只是笑笑。这是我在龙引十四年中，唯一的一次外快。以后为采购学校：我先就声明，我不要佣金。如果非开不可，便另外多买一些东西，不再付款。有时有一些现款佣金，不收是傻瓜的话，我也告诉振中先生一声，就把那些钱加添一些物品给学校。
我请振中先生买东西，如果不是家用食品，他都不收我的钱。有时我不答应，他就说：『开学校的账好了，校长要用的。』例如羽球拍、字典之类。羽球拍是私人用，字典我就放在办公室。自从我要替太太买羽球拍，他也不肯收钱之后，我就不敢再托他买东西。好在我自己有车，常下峇株。学校的事务主任，也常常因公去峇株，顺便可以替我私人作采办。
他不只是对校长夫妇如此慷慨，对老师也是一样。有一位教师请他买一个柜子，他不收钱。这位老师逢人便说：『这个柜子是董事长买给我的。』有些老师听了颇为不悦。另外一位老师请他买一个煤油炉，他也是照例不收钱。久而久之，也没有老师托他买东西了。
中学的购置，花费不少的钱。董事会的重心几乎是放在龙引，对于两区小学，不免冷落。这也难怪，中学初创，要从头买起；而中学的设备，要比小学多得多，也贵得多。其实，中学也是为三区小学毕业生而创办的。龙引学生得其地利，而龙引区的土产教育捐数目也可观。
新文两区来的学生也不少，都有校车接送，校车无法容纳时，由振中先生亲往峇株海边巴士公司交涉，半价优待。因为学生车位有限，每年都得和经理吵吵闹闹的，使到每一位同学都有车可坐。那些车卡都由他亲自处理，他直接向巴士公司负责。有些同学还不满意，到了转学之后，自己再去买月票，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。他向巴士公司提出抗议，经理对他说：「你知道吗？三区学生车卡，董事会有津贴哩。』
学校师生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，都是振中先生负责。他了解每一位老师，尊重每一位教师；他差不多认识全体学生和他们的家长。我很佩跟他的记忆力，他记得的学生的名字至少要比我多三倍。他随口可以数出峇株某人的汽车是甚磨牌，车牌多少号。我却闹过笑话：去星洲海港局接船，我忘记了我自己的车牌是多少号。
三区的人都敬服他，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了解他。为了学校的事，他不时得找有关人士去解释和说服。虽然不会发生甚么大问题，可不能说没有麻烦。在战前，三区人士各不往来，很少联络。日本时期便因为没有联系，排华时吃了不少苦头。和平初期，大家痛定思痛，开始觉醒。三区华校的统筹统办，并创办中学，便是团结的具体表现。
在学校裹，我们尽量去消除三区的界线。我作校歌的歌词时，便强调『我们是三区华校学生，切莫分新文龙』。设计校徽校旗时，也是在三条蓝色的横在线，加三个红色的联环圈。
有一天，几位女同学来找我，讲了大半天，我不知她们说些甚么。原来她们讲闽南话，提出女生制服的问题。师生同学之间，习惯了讲方言。碰到我这个外江佬来做校长，不改也得改了。
我到龙引虽然是第二次做校长，在华校服务的经验共只一年；在实足的年龄是廿九岁多，年龄和年资差都远。在校务方面，我有我自己的一套，那就是以我读岳云中学时的一切做蓝本。中国和南洋，当然会有显著的不同。例如我不喜欢召开会议，我不高兴做图表、画统计、贴标语、订计划、列每周训育纲目和校务行政层之类，便不易为一般年资较高的老师所接受。记得有一位老师以为我不明了开会的手续，其实我是想节省时间，不拘形式。他不知道我从小背诵民权初步，从小学的级会，开到大学的每周小组讨论。有人以为我的毛笔字写不好，但不知我练刘十几年的汉张迁碑。有人挑剔我的文句和错字，殊不知我曾熟读四书和古文。还有人说我是做官出身，那里有心办学校。那知道我从早到晚，寸步不离，全心全意的在学校工作。
校务已经是千头万绪，应接不暇；想不到还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曾有人把学校印的通告寄到教育局，在某一字旁，画一个大叉。我就在视学官的桌上拿一本小字典，翻出那个字可以通用，并没有写错。
前年我来到培风中学，十个月以后，至少有五封匿名的油印的东西，指责我这样，指责那样。不奇怪么，每到一个新的环境，就免不了受人攻击。小时候背雪鸿轩尺牍，有两句话是：夜行者可信不为盗，然不能使犬无吠。我无意比喻指责是犬吠；但是我确信我自己是不为盗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