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龙引十四年》~七、英国官员

《龙引十四年》

七、英国官员

    我到龙引不久,在某一次的童子军集会中,因为有许多外宾和英校校长教师,我在致词之後,用英文讲了几分钟。我说:远在耶稣降生前五百年,中国的孔子已提出了仁爱和天下一家的理论。想不到竞引起了一个英国太太的注意,立刻跑来和我谈话,要义务替学校教幼童军。後来才知道她是峇株工程部主任霍京士的夫人。

    她有足够的资格。她非常热情,每周来一次。有时德士去迟了,她会打电话来催。从她的行为中,我深深的体会到英国人的责任感。

    霍京士本人,在童子军方面,也有相当的历史。因为和某些当地人士意见不合,便很少参与活动。他们夫妇要回英渡假,峇株英校童军开营火会欢送,三区童军也受邀参加。有位印度朋友把英国国歌唱来做游戏,他们夫妇也不以为忤。後来那位印度朋友自觉过份,立刻停止。

   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:他们夫妇请我去他们家中吃晚饭:客人只有两个,我和英文女校的校长凡小姐。七点左右,我已到了他们家。喝酒,谈天;讲述童子军故事和他的大学生活。(我忘记了他是牛津毕业,还是剑桥?他连在大学时期的那只小木船都带来了)也许快九点了罢,刀叉杯盘摆了一大堆。我们四人上桌,先是一碟淡淡的牛肉汤,接下是一盘炒饭。我不曾多吃炒饭,以为还有其他的菜。那最後一小碟甜到腻人的点心,勉强吃下去,几乎要呕出来。晚餐完毕,我连半饱都没有。回到客厅,喝了咖啡之後,我那里再敢喝酒?顾不得其他,我便起身告辞。从峇株回到龙引,从新再吃了一顿饭。

    英文女校校长,大家都叫她凡小姐。她完全是以英国式教育来培育她的学生。她的那些学生的确也是典雅高贵。她继霍京士夫人之後,来龙引教幼童军。她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後因校务太忙才中止。这时我们自己训练出来的幼童军教练毕业了,我们也就不必麻烦别人。凡小姐退休之後,会赴澳洲等地渡假。她曾有信与我,报告她在澳洲与女儿女婿相聚的生活情形。她倒没有忘记我这位华校校长。

    霍京士後来调到马六甲,特别请我到他家一次。他住的房子,听说有鬼,他们英国人不怕这些,倒也相安无事。後来邓普勒要将这座房子改为博物院,他们才搬开。今年初,我曾去参观马六甲博物院,虽然摆设全非,仍会回忆起往事。

    施锦镖同学从英国回来,告诉我曾与霍京士夫妇在英唔面。那是扶轮社的招待会。锦镖坐在马来亚那一桌。一对英国夫妇问他:从马来亚的那里来?锦镖说:从柔佛州来。再问:柔佛那里?锦镖说:一个小镇,你们不会知道的,那是峇株巴辖区的龙引。他们夫妇大笑,於是再谈起幼童军;锦镖也记得他们了。

    这是我第一次与英国官员交往。第二次来往的是新加兰的警察局长爱德华。他因公来校,因为正值紧急法令高潮,龙引警局便派来一些警察站岗,真是煞有介事似的。他要调查某位老师,我乾脆请那位老师来办公室与他见面。交谈之後,他对那位老师便有了了解。

    爱德华是单身汉。也许在新加兰生活无聊。於是便常来学校找我谈天。我先解释华校的立场,然後谈华文文化。他爱谈政治理论,不免会对华人有偏见,我们常常会有争辩。他常常争辩不过,对於我这位校长便起了尊敬。到了吃饭时候,我便到菜馆叫点炒饭来办公室一道吃,他们非常高兴。我们便成了朋友。不久,他要调去新古毛受训,我曾在峇株别有天酒楼欢送他,而且请了峇株区总警长夫妇作陪。我们华人通称总警长为「大狗」,声威赫赫。也许是由於爱德华的关系,他对我也格外尊敬,开口闭口是校长。我和他开玩笑说,我想买枝自卫手枪;他竟也答应。其实,我那里敢买手枪。这位总警长英勇过人,颇著劳绩,後来听说因私事不愉快,在永平附近自杀死了。我连他的名字也忘了。

    因为学校里要购置铜乐器,联合邦警察铜乐队到峇株来表演时,我必须请队长克劳夫上尉晚饭,以答谢他为我们安排乐器的配购。我也请了警察局的高级官员作陪。我想:警察当局和我们学校关系良好,与这些私人间的交往有关系。不仅老师在校没有什么麻烦,连学生也不曾有什么麻烦。

    峇株民政长官威德是一位人缘不好的英国官员;个性强,理论多。峇株一般人都讨厌他。他不懂中文,但是会讲广东话。有一次,他在中华商会讲演,由华民事务官翻译。讲完之後,立刻问我:他翻译错了没有?真是使我啼笑皆非。他到学校参观游艺会,有一个节目是口琴合奏:有一支世界名曲,他说其中一段与共党歌曲相似,要我注意。我立刻要他转告警察当局注意,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是经过警察局审查批准的。还有一次,我和他发生正面冲突。他要我们学校的童子军去永平开营火会,而且要校车接送。我不答应派校车,怕发生意外。他竟说:「我不懂为什么你这位校长这么看重校车,而不看重学生?」当时,我真是生气极了。我告诉他:「管你自己的事,别教训我如何做校长。」他倒没有生气,他约我参加营火会:我婉辞了。不打不相识,自此之後,我们成了好朋友。他也是单身汉,有一个好厨师。他常常请我去吃饭。地道的英国菜,我非常欣赏。峇株英校校长,如果是英国人,他一定要介绍我们认识。有一位可以说是酒鬼,我们三人可以喝三四瓶红酒,其他的酒不算。威德是十足的英国绅士,个子高大,衣著讲究。连吃饭也保持了那一套英国绅士年作风。例如饭前和饭後的酒,都是照规矩的。

    我去伦敦读书,威德给我很大的启示。刚到英国,每天都读书,上图书馆读,进公园时也读。读到头昏眼花,愈读愈苦。他写了一封信给我。他说:「你到伦敦,你要尽量利用你的时间去了解英伦,如博物院、歌舞院,甚至伦敦的地道车、酒馆。且别读书了,你可把那些书带回马来亚慢慢读。你离开伦敦,你仍可读书,却无法再参观那些了。」我整个的看法,便因他的几句话而改变。

    威德还有英国人的幽默,他要伦敦某书店送来一本书,是一个英国官员的自述:他如何学厦门话,在厦门的生活等。我看完那本书,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本书给我。很久以後,才发觉那书的作者,便是柔佛州的劳工司。这位洋大人因为会对我讲话不客气,我大大地骂过他一顿。

    我喜欢威德家那华藉厨师的英国菜,他自己却喜欢中国菜也喜欢喝中国酒。我们为了吃,不惜花时间和金钱,新加坡的几间菜馆。都去过了。有时,我发现了好菜,便写下菜单。他自己拿著菜单去点,後来他调去霹雳做财政局长,我们又在怡保吃过许多菜馆。最後,他再调到吉隆坡做财政部的顾问,我们又试过了许多菜馆。我们原有意合著一本「星马的中国菜」,两个人吃了许多,想作资料。由於两个人都忙,不曾提笔,可说是憾事。

    由於他的推荐,马来亚钓最後一任钦差大臣麦基佛来爵士曾到我们学校来参观一次。他继邓普勒将军之後,上任不到二周,就来龙引,为龙引副县暑开幕。他的来临,是高度的秘密。威德告诉我: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,要来学校参观。教育局也有电话来通知。铜乐队先去副县暑奏乐,先奏英国国歌,後奏柔佛州州歌。赶完了开幕仪式,匆忙走回学校来欢迎钦差大臣。学校里的一些童子军连换衣服都来不及,体育主任郑衡先生的公子兴国,是唯一的幼童军。钦差大臣又瘦又高,弯著腰,低下头来和兴国握手,有如巨人,新闻部的摄影人员拍了一张相片。後来用有皇帽的官方信封套了一张送兴国。

    这时的学校,真是冠盖云集。军官警官,到处都是;公路上停满了装甲车,站满了英国兵,中小学的学生排在校路上,欢迎这一群贵宾。後来又在操场上集合,钦差大臣讲了几句话。在校长室休息了一会,我们用很简单的茶点招待他们。麦基佛来爵士到底是文官,讲话非常文雅,态度非常谦和。这和邓普勒将军相比,文武完全不同。记得在吉隆坡皇楼,我曾和邓将军见过一次面。那时麦爵士是副钦差大臣,请全国华文中学正副校长,到他的官邸参加茶会,邓将军中途来训话,对华文中学没有好感,说是华校学生多受共党影响,或是同情共党。教育部候士先生作翻译,译词和气得多。邓将军说完之後,逐一握手闲谈。他走到我面前,我便向他提出:他的说法,有点过份,他反问我:「你知道得多?还是我知道得多?」我立刻答道:「关於华校的事情,我想我或许会知道得多一点!」他无意和我辩论,用他的右手手背,拍拍我的肚皮,一面说:「祝你好运!」一面走开了。

    麦爵士既然升为钦差大臣,又来到了华校,我忍不住又提出邓将军提过的问题,再向他详细解释,他很耐心的听,不会反驳,一直微笑并点头。当天他的节目排得很紧,我们一面走一面谈,只有振中先生和我在他的身旁。他听得高兴,索性站着和我们交谈。他称赞华人的办学精神,还特别夸奖了振中先生的热心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。我向四周一看,这时只有我们三人站着在闲谈。那几位高级军官,远远肃立一旁。柔佛州总警长,站在後面有十几码。柔佛州的英国顾问官,也离开我们有十几尺。这时快近正午,太阳相当强,我们三人竟像老友谈天,忘记了太阳,更忘记了四围的人们。大约有廿分钟罢,我赶快扯开话题,问麦爵士还有甚么节目。他便问我:有甚麽问题要他帮忙吗?我说没有,只感谢他的光临。

    马来亚独立之後,他去日本渡假。在公园里遇见了几位龙引的学生,他竟跑过来问他们是不是马来亚的学生。记忆力之强,令人佩服。後来威得也走了。我们虽是好朋友,却又失去了联络。他原有位女朋友在英国,他赶回去,她又和别人结婚了。我曾劝他:不要老是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,说话不要老是用鼻音。他只是笑笑而已。他的英文名原义为等待。有一次,柔佛王子和我们一起在峇株俱乐部的游泳池游水。王子和他开玩笑:「等待先生,你就是要等待。」我接著说:「东姑,他连太太也要等待呢!」他仍只是笑笑。希望他现在已成家,不必再等待了!

    其他曾与我接触的,都是教育官员了。与我交情最好的是墨甘霖先生。他原是柔佛州的华校总视学官。龙引的高师班,便是他一手促成,我很感谢他。後来他调去彭亨州做了两任县长。他懂中文,也会说华语。他还担任金马仑英国官员的华语主考。我笑他自己的华语,也常常使别人莫名其妙。他的年纪轻,那时不过廿五六岁。人非常耿直,说干就干。龙引高师班有些家境不好的学生,他每月津贴五十元,前後一年多。我原预备定名为墨甘霖奖学金,他不肯:因为他不能长期津贴。后来,我和一部份教师每月也捐出一些,龙引教师影娱会拨出一些,这便是後来的奖学贷金。受惠的学生,毕业後付还转借给其他同学。

    墨甘霖在柔佛时,每周来龙引一次,替高师班补习英文会话。他是地道英国人,虽没有威德那种英国绅士派头,生活习惯却更澈底。尽管他说中国菜好吃,可是他只吃一点点,他来龙引上课前後,都在我家休息。我因无法招待他吃英国菜,只好买些英国罐头,连花生米也是英国的。

    一九五五年秋,我打算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读书;可是英国政府不准我入境。那时他在文冬做县长,便请他替我担保。他发了一个电报,我想要看电报稿,他竟说:不必看了,那多不好意思。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为什么。

    他的父母会来马来亚渡假。也特地带他们来龙引吃一顿饭。後来我到英国,也会去他的家住了两晚。墨甘霖在文官马来亚化时,便离职了,转入英国外交部。曾以三等秘书身份前往北京。这时已经结婚了。转调赴南斯拉夫时,路过新加坡,我们夫妇曾去聚面。於今,仍有书信往返,算是知交。他的父母,每年也不会忘记寄张圣诞卡来。

    接替墨甘霖来做总梘学官的是耿威廉先生。墨非常高,耿非常矮。他们两人第一次到龙引来,我刚好不在。後来耿先生自己来校视察,我们两个人谈得很不愉快。他的态度不好,我的脸色自然也难看了。他走的时後,气得连车门也开错了。教育局的一些朋友,认为是一件大事,劝我迁就一点。我认为我既没有说错,更没有做错甚么,也就谈不到甚么迁就不迁就了。

    耿威廉在中国北方住过很久,还在华西大学教过西洋史,可以说是中国通。华人的人情世故,他全懂。一口华语也非常标准,做事很认真。他在柔佛州六七年,的确替华校做了不少的事情,几乎每一间华校的董教,都怀念他。每次回国渡假,都有盛大的欢送宴会,还有许多人送上船。每次回来,又是一样。

    他继墨甘霖之後,每周也来龙引一次。招待他便容易多了;要学校的厨房多添一两样菜,他就非常满意。我们之间的不愉快,很快就消失了。他的太太也会讲华语,和我们一家都混得很熟。

    他对龙引学校的帮忙更多。例如我们要从香港请教师,有些信件都由他替我起稿。英文教师的津贴,也是如数照发;使学校的经济负担减轻不少。龙引学校的建津贴,他曾拨发两次。龙引小学的新校舍之能够完成,他居功不小。他和振中先生的私交甚笃,振中先生要他帮忙甚么,真可说有求必应。他对振中先生,更是爱护备至;尤其是我去英国的那段时期,关於学校的事,振中先生与他直接联络。

    一九五五年冬,他刚好在英国渡假。我和林迺田兄便在他家过圣诞。他只有两个女儿,一名兰,一名蕙,都是在中国生的。他们夫妇知道我的小儿出世,真为我们夫妇高兴。他们英国人没有儿子不要紧,华人没有可就不同了。他们在英国,真是尽了地主之谊。带我看足球,听音乐会,开车同游肯特郡的名胜。後来他们在七橡树镇,买了一栋房子,就在邱吉尔的别墅附近。五六年八月初,邱新民兄和我们夫妇曾去拜访耿夫人,她特别准备叻沙招待,那知大风大雨,天气骤变,开了两个电炉,才吃完那顿饭。夏日围炉,也是难得!

    耿先生离马回英之後,任职於英国广播电台。六二年因公赴曼谷时,还赶来槟城,我们全家赴槟,在周曼沙兄家共渡华人新年。以後便没有再见过面了。

    他去英国广播电台是侯士先生介绍的。提起侯士,在华文教育界几乎是无人不知。他懂华文华语,为人和蔼可亲,没有一点架子。记得是华文中学校长会议时,心理作战专家彼德逊讲演,大吹英国中等教育。讲完之後,某位校长提出:英国教育那么好,不如派我们去考察,以资借镜。大家听了,也只笑笑。想不到当时提学司在场,竞发起脾气来。首先把责任推掉,接着就说:时间到了,散会。一时全体哗然。侯士作翻译,他立刻意识到,这次的会议,就因提学司的几句话,弄到全功尽弃。後来他疏通英国文化协会,派了一位华文中学校长前往英国参观一趟。

    侯士也来龙引参观过。他硬是坐在教室中听教学,做事不能算不认真。不过他有十足的人情味。也许就因为他和华文教育界关系太好,他很早就离开了马来亚。他走的那晚,在吉隆坡车站送行的校长,有三五十位。人缘之好,可以想见。我在伦敦也见过他一两次,他在英国广播电台主管东南亚节目。那时他已学会了南越语。在语言方面,他有天才。

    教育部的英国官员,我认识的不多,柔佛州的一些教育局长,倒是都很相熟。最早的一位是磊落。他也懂华语华文,为人很随和。有一段时候,忽然对於照相发生兴趣。对於我所拍的五彩立体影片,非常欣赏。他对於马来亚有特别的喜爱。後来在星洲担任英军子弟学校的校长。

   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是钟士。发须皆白,看样子相当老了。他也只有两个女儿,他一直说他怕太太。他到峇株时,一定要设法来龙引一趟,像爱德华警察局长一样,爱和我聊天。他喜欢喝酒,可喝不多。有时下午三四点来,谈到五六点,留他吃了晚饭才走。他可以说是学者,我们的话题通常是文学和哲学方面。他不懂中文,对於东方文化有向往。我送了他一部英文本的四书。有一次在我家喝酒,在临行前再喝一杯。他喝了之後,背了一首英文诗才离开。以後我们在一块儿喝酒时,我一定要他背诵几首英文诗。後来他调升联合邦督学团团长,吉隆坡教师会庆祝教师节的宴会,他也参加。我们重聚,都很高兴,我们喝到大家散了,他又背了一首英文诗才分别。

    一九六一年,我代表教总出席教育咨询会议。十几位代表只有我一个华人,代表华校。在那样的场合,真是如坐针毡。从第一次会议,我便紧张;因为这关系到整个的华文教育,我的公事包中,随时带了一叠油印文件,准备作退席抗议时分发用的。在那一段期间,我真是茶饭无心,总不知道第二次会议将对於华文教育做出如何不利的决定。可是,每一次会议都不曾讨论到华文教育。就在那一个多月中我的体重减轻了五磅。

    钟士和我一起开会,他觉察到我没异样,便问我为什么。我坦白的告诉他:「我代表教总,在这种情势之下,我能够做做甚么?万一有对华教不利的决定,我将何以对今日及後代的华人?我每日在读圣经,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解脱。」他非常同情我,也非常同情华文教育;他支持我的立场,而且安慰我不必心焦。最重要的议程,拖到最後再讨论。这对我简直是一种精神虐待。最後一次会议,连会议地点也改了。钟士坐在我旁边,他到底是英国人,我不曾告诉他:最後没有办法时,我就退席抗议。那次会议的时间已经有限,主席又找了一位专家来发表意见。我偶尔和钟士交谈一两句之外,根本我就听不进那位专家所讲的话。最後半点钟讨论最重要议程,想不到却是不着边际的提了十几建议。於是,钟士向我做了一个鬼脸,这时我才有一个会心的微笑。

    他一定要邀我去喝酒,我也想找他去喝一场。他先回家和太太交待,约定在歌梨城餐馆碰面。我早去半点钟,想不到五分钟之后,他也来了。我立刻想到:人之相知,贵相知心,我和他,国籍不同,地位不同,立场不同;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却是一样的。那天,我是真心的高兴。不奇怪么?我们两人都喝酒不多,也没有谈很久。大概是半点钟吧,我们竞兴尽而散,我连诗也没有要他背。

    还有一位和我关系特殊的人,就是艾芝敦。我忘记怎样和他结识的。他是一个怪人,有许多怪想法。他也懂中文,可是从来没有我用中文交谈。听说他在中国住过很久,在战时做情报工作。有一次因为炸弹爆炸,他在医院住了许久。所以有人说,他给炸得不正常了。

    他讲话也常常不客气,我和他冲突过两次。也许就是因为冲突过,所以两人感隋便建立了。他处处对我另眼相看。例如我要去伦敦,经墨甘霖担保,便得到签证。签证到了,由吉隆坡警察总部用专用无线电通知峇株警察总局,然后转知龙引警局。在紧急法令时期,警察局要人去总免不了紧张。龙引警长来学校找我时,我还在峇株。大家都不知道校长发生了什么事;尤其是振中先生。我回到家,便打电话去峇株问,只知道「明天要去吉隆坡」。经过一再查询,才知道是吉隆坡移民厅的电话•我们很容易猜想到是赴英国的事了。

    我去教育部找到他。他以为我第三天要走,所以用警局无线电通知我。他有一位朋友的女儿,也要去伦敦,请我照拂。事实上,我因为没有拿到签证,已将飞机票延期一周,他陪我去移民厅,向厅长说:提学司要他代表来,便是为我的旅行证件。那时我不是公民,不能拿护照。就在半小时内,我办妥了一切手续。

    艾芝敦调去槟坡做教育局长,有一两件事相当冲动,许多人不满意他。施锦镖君原是要去美国升学的,艾芝敦向美国领事馆告了一状,锦镖便拿不到签证。艾芝敦却又一直鼓励并帮忙锦镖申请去爱尔兰。後来,锦镖便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医科毕业。由於锦镖在爱,我的大女晓忑也去那边进了三一学院,今年已是大三了。说来也颇有趣。

    艾芝敦的人缘不好,我的一些朋友都讨厌他。严元章博士便当面扫遇他,使他红着脸不能下台。林连玉兄对他也没有好感•後来艾芝敦调任柔佛州华人事务官,和钟士时常发生不愉快。有一次竟又关系到我。

    原来是中华公会的乒乓球队到马六甲比赛,队员职员有龙引小学老师与中学学生。主办当局疏忽了,写成中华学校的队伍。艾芝敦坚持是学校的队伍;教育局根据我的报告,不是学校派的。艾芝敦煞有介事的搜集了许多证据,最重要的说是校长的汽车载他们去的。这项证据也很脆弱,校长的汽车,不可借给中华公会么?後来我把汽车的注册执照交与教育局,上面是振中先生的名字•他是学校的董事长,也是中华公会的主席。

    这件是教育局与华民政务司之间的事,我身在局外,因此,也没有影向我与艾芝敦之间的感情。我去看他时,他立刻放下所有的工作,和我谈天;除了咖啡之外,还从抽屉中拿出上好的雪茄烟招待我。他从英国渡假回来,和我谈到英国的近情;对於英国的繁荣,作了相当详尽的描述。我与他之间。大概是有佛家所谓的「缘份」吧!不然,像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人,有时简直要无事生事,怎么会和我相处得如此和谐呢?

    从前马六甲州的教育局罗克里夫博士,也和我有一段交往。他对於土风舞很有兴趣,尤其是苏格兰土风舞。他竟答应每周由马六甲去龙引教一次舞蹈。我听了,真是觉得不敢当,後来他寄了一本舞蹈书,还开了一张唱片的名单,要我们自己练。这种热忱,也是难能可贵。有一次我巧过马六甲,特别送了一盏中国古色古香的宫灯给他作纪念。

    独立後的一些英国教育官员,有时倒使我们头痛。有一位英国人,老是来劝说独立中学改制,自己又讲不出一套理由来。讲到无词以对时,就发脾气,真是可笑亦复可怜!他总说:独立中学学生没有文凭。我告诉他:我们学校颁发高中文凭及初中文凭;学生考到政府的公共考试,自然也有政府的文凭。华校高中毕业生,可去南大,台湾的大学,甚至英国。女学生可以去英国医院学护士。我举出许多具体的事实。最後谈到他的英国,我告诉他:我在伦敦大学读过一年书,我的女儿在爱尔兰,许多学生在英伦。有的读书,有的学护士。他谈到高兴了,他说他的儿子也是在英国读独立中学;还把那学校的地址给我。

    他常常到柔佛州来,每间独立中学都去。有一次还小题大作的写了封信与某校董事长,几乎闹得要用法律对付他。他仍我行我素,到龙引来调查郑振中先生教育基金。我把振中先生为人的大概告诉他:振中先生逝世,龙引董事教师生校友以及振中先生的朋友,大家捐钱来纪念他,完全出自各人的内心,既不勉强,也不征募。

    想不到他後来竟来一公文,要我们详细报告郑振中先生教育基金的事,而且引据了一些学校捐款条例之类,好像这是犯了法的事情一样。我们回信向他解释;这不是沿门挨户的征求,别人好意要送钱来,我们不能不接受;我们并不要求免所得税。不久,又来麻烦。他还说学校的捐款,要好好保管之类。烦不胜烦,迫得我们打出最後一张王牌。沙顿部长是龙引区的国会议员,也是振中先生的朋友。当年联盟要在龙引竞选,因为泛马回教党相当有势力,还是振中先生向苏来曼建议,要沙顿来龙引竞选的。郑振中教育基金委员会是由颜金钩先生负责,他打电话给沙顿部长,要去吉隆坡谒见他。沙顿部长那时正忙,只问是什么紧急大事?再多几天沙顿部长要回龙引,届时可以详谈。我们便用书面正式报告:某英国官员一再为郑振中先生教育基金事,写信来麻烦。不久,沙顿部长的私人秘书回了一封信来说,他已和教育部谈过了。这件事就如此不了了之。那位官员後来又来学校,问起沙顿部长与龙引的关系,我又详细告诉他。他的态度,慢慢又不同了。也许他的任期有限,不会延长;他已不积极地想劝服学校改制。他曾要约董事商谈,我请李良标兄代表董事会前往。那知他又不如期赴约。良标兄为了要留证据,还特别在峇株政府旅舍吃东西打电话,用收条来表示他曾如如时赴约。像这样而且不止一次。

    到他以朋友的身份和我相交时,我们不谈学校,谈谈其他•他倒也很风趣。他也在中国住过,中文也差不多。有一次我请他在峇株吃饭,约了沙姆校长作陪,宾主尽欢而散。沙姆常和我谈起他,他也曾问起沙姆。

    这时教育部尚有一位英国官员,汪克文先生,曾在中国做过传教士,中文很好。他也曾来柔佛州游说华文中学改制。他约期来龙引,我准备好一套要末和他争辩。那知他却轻描淡写的说,他路过此间,特意来看看我;独立中学也有好感。不用我争辩,大家谈谈笑笑,坐了半点钟就走了。

    马来亚独立以後,英国官员逐渐离开。在教育方面,这几个人一走,便完全马来亚化了。谈到英国官员,一般来讲,还算不坏。他们有专门的才干,做事认真;负责任,守纪律;行政效率非常高,既不拖延,更不敷衍。还有就是他们没有面子问题,也不闹私人意气。与我有感情的几位。差不多都经过吵闹,弄到很不愉快。但是,公事公办,并不会影向私人的关系。在廉洁方面,更是毫无疑义。记得耿威廉夫妇请我们夫妇在星洲某旅馆吃饭。饭茶虽然不丰富,至少是个人情。回来,我便寄了一支吉兰丹的银刀给他作纪念。那知他把银刀退还给我,还写了封很客气的信。这未免有点矫枉过正。後来,他来我家,也会带点小礼物与我的儿女,每年圣诞,每个儿女都有一份礼物,有一次他从马六甲买了好几个灯笼,给我的小孩过中秋节呢!他把第一次请我们吃饭,当作是「公事」了。

    有人人说:殖民地官员,以地中海为界。东来过了地中海,就要摆出架子来。我所接触过的英国官员,倒没有特殊摆官架子的。但是,这不能代表全部英国官员。就在我到龙引不久,柔佛州某小学礼堂中,挂了孙中山先生的像。柔佛州英国顾问官看见了,就在大庭广业众之中,要校长立刻把那张相片拿下来。校长要工友去取下,那位英国人坚持一定要校长本身立刻去取下来。这种迫人遇甚的举动,也不时发生。难怪我们今天要大骂殖民地官员,好像一切的不幸,都是由他们遗留下似的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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