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龙引十四年》
龙引的中学，全名为新文龙中华中学；很多人都不明白它的道理。有人称新文龙中学，甚至有称新龙引的。住在三区的人，当然没有问题，可是「三区」两字，仍是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所谓三区，就是指新加兰，文律和龙引三个地区。在行政方面，文律属笨珍县辖，新加兰和龙引属峇株县辖。在从前，邮区也是如此分划；由龙引寄一封信到文律，先下峇株，去新山，折回笨珍，才送到文律，新文龙三区联在一起，还是战後的事；因为日本占领期间，三区华人不团结，吃亏很大。如今，每年清明节公祭殉难华人，都是由三区联合主持的。自郑振中先生逝世以後，每年公祭华人公墓之後，再去峇株公祭振中先生。振中先生死而有知，应该会感到安慰的；因为他对於三区的合作和团结，尽了最大的力量。
联络三区，还有一个因素，那就是海边巴士公司有一条路线，由峇株经新加兰、龙引直到文律。这样一来，三区之间的交通，就相当方便了。
一九五O年，三区人士拟开办中学，同时统筹统办三区境内各华校；於是三区人士才正式大团结。龙引地处两区之中，北离新加兰八哩，南离文律也是八哩；更有趣的是峇害株和笨珍各廿二哩。加上龙引中华小学一九四八年完成了新校舍，增办中学不须另外建教室。新文龙三区华校联合董事会成立了，所辖学校有新加兰中华学校和一间分校，文律的乐育学校和六间分校，龙引的中华学校。郑振中先生，众望所归，被推为董事长。
董事长在开会时，常常提到双头尾；所谓双头尾就是指新加兰和文律。当时的地区之成见很深，新文龙一词，龙子居尾；这也是董事长的苦心。我在作校歌歌词时，特别强调：「我们是三区华校学生，切莫分新文龙！』例如要派三位童军赴澳洲参加大露营时，便是一区一人。记得庆祝英女王加冕时，在峇株有花车游行。忽然一阵谣言说：学校的花灯只写上龙引。於是，议论纷纷。董事长说：「这不简单吗？他们自己去学校看一下就明白了。」当天下午，果真有几位热心人士来学校看扎花灯。
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，来消弭学生之间的这种地区观念。慢慢地三区以外有学生来了；到了开办了高师班，远自霹雳州都有学生来了，三区的地域观念，不消除也要消除。几年以后，三区的界线，只有在分派校车时才有提出。
一九五二年起，我兼了双头尾的校长，三区的华校，可说是真正的统筹统办。不过，我的兼任双头尾，却是有名无实的。中学新办，已是千头万绪；龙引小学的事也不少。那有精力和时间来管理新加兰和文律的小学？
新加兰，我找黄冶秋兄去负责。他是老教育家，听说战前担任峇株五校董事会的秘书，就好像後来的华校督学一样，权力大，责任重。他做事很负责任，非常豪爽、又坦白、又耿直。我和他相交十余年，很合得来。
冶秋兄的脾气，非常暴躁；而且倚老卖老，一点也不控制。对朋友，对同事，对学生，都是一样；要讲就讲，要骂就骂，不择时间，不论地点，也不顾一点情面。我比他年轻，我很尊敬他，有时也劝劝他。他虽然非常尊重我，却不接受我的劝告；老是那么一句话：「校长，你不知道…………。」
他爱喝酒，更爱闹酒；我也是一样。不过我的年龄不及他，招牌也不够老，我喝醉了，静悄悄地回家去睡觉；他就不同了。
我记得振中亭开幕的那晚，学校里得确是冠盖云集，热闹异常，那是替振中先生做大日子。在宴会之後，便举行振中金杯男女篮球赛。当女子队球赛开始不久，冶秋兄竞大发雷霆，说是裁判员不公道。
这是一件非常煞风景的事。
为了建亭和筹办球赛，我们花掉多少时间、精力和金钱，正要大功告成的时候，他拨下这大盆冷水！有人把他拖开；有些人支持他，说是球赛不公正；有些人在责怪他；甚至有些人要揍他。大部份人都在议论纷纷的说：是冶秋吗？他便是这样的人！
於是，我第一次领略到振中先生的容忍和度量。这件事发生了，他自始至终，不愠不怨，泰然自若！他和冶秋兄是几十年的老朋友，如果换上我，我一定要大骂他一顿。
振中先生满面春风，劝止了冶秋，打开手中的罐装三个五，很从容的燃上一枝烟；竟是若无其事似的。不是修养到家的人，谁能如此？我的性子急，脾气躁，我非常注意克制自己，我也可算是一个有修养的人。但是，要与振中先生一比，自愧不如远甚。
记得当场的裁判是黄清良，那时还是在高师读书。後来他和冶秋的关系倒非常好，这便是冶秋兄的长处。
要谈到冶秋发脾气的事，的确不少。有一届柔佛华校联合运动会要做纪念旗，由冶秋兄承包负责。不知有谁讲了闲话，他又在教育局向董天成先生和振中先生，乱骂乱闹，大发脾气。大家劝他一阵，吃了午饭就好了。
冶秋兄的脾气像火一样，可以说是像煤气打火机的火，燃得快，火焰大，一盖就熄了！
我总觉得他的脾气是可爱的；我相信振中先生也可能与我有同感。他有真性格，不掩饰，不含糊。这种人通常是富有正义感的。在我担任柔中华校教师会主席的这段时期，他对於会务非常热心，非常支持我。在我离职之前，他还在会中大声疾呼，言人之所不敢言。
我和他及当时文律的林忠廉校长，被指定担任三区的劝募小组，为柔中教师会的新会所筹基金。我们先从新加兰开始，由冶秋兄发言：「我们三位校长今日为教师会而来，新会所已经落成了，钱无着落，………添福添寿，再加一点：…………我们难得出来，…………不看我的情面，也要看他们两位大校长…………怎么样？还是现款好，我们的收条便便，免得下次又要请我来暍咖啡…………哈哈…………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谁好意思不出？少了都拿不出手！一天之中，我们征募了二千多。晚上在峇株，我大请大家吃一顿。
冶秋兄常常提起过去：「儿女小，负担重，生活苦；但是，晚上一定开大光灯来让儿女们读书。」他除了做校长之外，能赚钱的一些家庭工业，他都做，做黑板，做锦旗。好容易把一个个儿女都培养成器了。有的做校长，有的做护士长；他真的做老太爷了。後来的几年，他不仅没有负担，也许儿女们多少还有点孝敬，他的经济情形颇好，手头很松，甚至有点乱花。
不过，我是同情他的。早年的辛勤艰苦，到了晚年，总想获得补偿。钱难赚的时候，五分一角也不容易找。到了有钱的时候，一元一元的随便抛，也是一种乐趣。或者说是一种对钱的报复罢了！
他爱喝酒，後来竟乾脆上酒吧。免不了有人非议。我不能说我赞成他上酒吧；如果让我讲句老实话：我仍是同情他的，一个人内心的寂寞，尤其是老年人，都得寻求某种解脱。
他上洒吧喝酒，而且跳舞；确确实实规规矩矩的只是喝酒与跳舞。这也是不易的操守。我曾笑他老风流，临老人花丛！他仅笑笑，不置可否。他的跳舞技术进步相当快，後来可以跳扭腰舞。他是老运动家，扭腰舞不会把腰骨扭断的。他既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连上酒吧也毫无忌讳。有人攻击他，他说：政府既抽酒税，准开酒吧，他就可以去喝酒；现款付账，没有钱就不去。
振中先生逝世，他非常痛心，很诚恳的送了一笔奠仪。我们谈到振中先生时，都不胜唏嘘叹惋。
冶秋兄长新加兰中华学校，前後十余年。去年因年老退休，这可说是新加兰的损失。我离开龙引时，他请我几次；後来还要约几个朋友特别请我一次。一方面，我的确抽不出时间；另一方面，我对於那「特别」，不免有顾忌。我到马六甲後，他和享源讲过好几次，要享源转告：我到峇株，他一定要请。我和他只再见过一次，而且是吃过饭才去找他。想不到有一天早上看报纸，竟看到冶秋兄出殡的消息。那一天，刚巧学校里有要事，匆忙之间无法抽身；连送他上山的缘份都没有了。想拍一急电去吊唁；但是死者已矣，吊唁变成俗套。又想打一长途电话，托朋友代送一个花圈；然而此一花圈又何能达情於万一？最後是一点表示都没有。不过，以我和冶秋兄相交之久，相知之深，没有电报花圈，他在天有知，仍会安慰的：因为我总算是了解他的人之一 。
冶秋兄爱喝酒，文律的钱爱华兄呢，便是爱打牌的。
爱华兄和我在兴中同事半年，对我相当不错。我到龙引不久，便用电报把他从北霹雳的仁丹请来，除了担任文史功课之外，还挂了一个校长室秘书的街头。他问我：加上这个街头做什么？我说「你好替我去吹牛」，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」；他笑笑，便接受了。
我既兼了双头尾，便要他去文律主持乐育学校。他这个人，儿女给别人养，自己孑然一身，以校为家，脾气不像冶秋兄那么暴躁，却也是点得起火的。生起气来，虽不是乱吵乱闹，倒也会豪不留情，硬梆梆的。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只爱打牌！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，我问他：老钱！上帝准你打牌么？他笑而不答。
他是为打牌而打牌；只要有牌打，不分昼夜，不择赌伴，不论输赢；可以三天三夜不停。有时是一群人和他车轮战，他一面吃鸡汁，一面应战。假期去星洲，住在旅馆里没有人陪他打牌，便约电梯司机和舞女凑数。谁都说他当菜头，他死也要否认他们会骗他。
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同事去星洲，刚好老钱也在。於是大家商量：与其让老钱给别人「吃」，不如约他去打一塲，赢他一点钱，大家可以大吃一顿。我不爱打牌，便要留在旅馆等消息。那知第二天天没亮，他们三人大败而回，合计输了六七十块，让老钱一个人扫去。不一会，老钱笑嘻嘻的来到我的房间：「校长，我早就讲他们不是我的对手，他们不相信；一定要送我一点学费！」没有办法，那晚由我请客。
老钱自奉极俭，衣食都省。除了打牌输钱之外，甚么都舍不得。牌账却非常清楚，常常到发薪水时，便下峇株到邮局汇钱还牌账。他打牌有两个特点：一是不在本地；二是绝不躭误功课；有时是拜一大清早包德士回学校。想不到他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公尔忘私的人，竟受到人攻击。有人写信匿名信去教育局告他，却又提不出任何一点理由。只说他不中用，要赶他走。我不敢把这事告诉他。我想：如果他知道了，不是气到要自杀，便会要拿刀去和人拼命！
他在文律时，还有高逸群和叶汉秋两位，都是中学教师在屈就。那时教师不易找，中学教师更难找。老钱原是教中学的，调去文律，已经是事非得已，大材小用，再加上高叶两位，简直是咨而多士了。我们不能让他们委屈太久，老钱便推荐陈齐怡先生担任校长，由他聘请一批年青有为的老师。以後的几年，文律办得有声有色。可惜他们几位，都到新加坡另有高就，纷纷离开。如今齐怡兄在星洲任联华学校校长，前年还举行盛大的新舍落成典礼。培中学生旅行团要去借宿，他还特别装修水电。故人情深，殊非泛泛者所可比拟。
文律後来又换了一两位校长，我和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。还说有了英文学校之後，乐育学校的学生人数渐少，令人叹惜。
一九五七年黄云翔先生离开龙引去居林主长觉民中学，老钱跟着去了。後来他回天定，创办天定中学，大有武训的作风。他用私人的收入去买车作学校的校车；澧贤下士，苦求良师；把学校当作大家庭，休戚相关，衣食与共；他自己不支薪津，却尽量提高教师的待遇；为了建校，他南奔北驰：他有一套计划，他有一套理想。可惜的是他的精力不够，积劳成疾，最後蒙主召去了。
他在槟城养病的时候，我曾赴槟参加教总召开的会议。旅途劳顿，应酬频繁，有一个报告要我草拟，日夜都不得闲空。一时疏忽，我留在槟城三天，竟不曾抽暇去看他。想不到几个月之後，想看他也看不到了。我非常懊悔，曾写了一篇文章吊唁他，在学生周报封面刊出。十余年的老朋友，便永诀了。
老钱先走，董事长跟着去了，冶秋兄又走了。人生的旅途，他们先後走完了！我们不必谈重於泰山轻如鸿毛之类的话，他们三人都可说是为了教育而献出他们的一生。我记得某位校长逝世，我写了一付挽联，倒可说是他们的写照：「为教育而生，为教育而死，生死何足论；乃同道之师，乃同道之表，师表已留型。」
写好之後，有人批评不合平仄，我只笑笑。老钱大为不满，说他们赶不上时代；廿世纪做挽联还斤斤计较那一套，当时我觉得他对我过份的热爱。在他的心目中，我这位校长，能古能今，能中能外，是无可非议的。老钱可以说是我的知音；振中先生可以说是我的知心；冶秋兄可以说是我的知友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