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龙引十四年》
四、了解
心与人之间的了解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首先当然是有时间的因素，其次是性情相投。用佛家的说法，这就是缘份。不仅了解要有缘份，任何事情的发生，也都是有「缘」。
我到龙引做校长，也可以说是与董事长郑振中先生有椽。相交十余年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雇主与雇员；但是我们有父子的感情，因为他比我大，爱护我，关怀我。我们之间，也有兄弟的感情，不论公事私事，我们开诚布公，不必隐讳，没有虚伪。彼此讨论，彼此迁就。我的个性强，脾气燥，然而我们从没有争辩，他总是像长兄那么仁慈。当我激愤的时候，他在微笑；当我苦闷的时候。他在微笑；当我高兴的时候，他仍在微笑。现在，他离开人世已四年了，我闭上眼睛，仍可回亿到他那微笑的面孔。最可惜是他所有的相片，都是严肃的，也许不习惯照相馆的灯光吧！
我们之间，也有朋友的感情。我们常在一起谈天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有时可以一直谈到凌晨一点二点。每次我们谈天，谁也不想先提出「明天再谈」。通常，我们在龙引中华公会的客厅，—对坐而谈，对杯而饮，一直到午夜时分，工友要关门为止。因为我们谈到太迟，曾经发生两件有趣的事——我一直没有讲给他听：有一夜，我回得太迟。我的太太在等，等到她实在太疲倦了，她就睡了。这时，我回来了，我敲门，叫门，没有人答应。我不敢大声叫，也不敢用力敲。一方面怕吵醒邻居，一方面又怕别人误会我们夫妻在吵架。我在门外等了一小时，我的太太睡一觉醒来，我才进门。於是我配了一把钥匙，可以自由进出。另有一次，也是谈到太迟了，学校的大铁门也锁住了，我只好爬过铁门进来，於是又多配了一把钥匙。
我们之间，并不是一见如故。因此，我到龙引的第一年，我们彼此并不十分了解。我记得某一位老师，他兼教某一科，教了一个学期，课本教不到三页。在我年初编课的时候，他一口答应可以教那一科。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，我用书面报告董事会。为了顾全教师的面子，我是请示董事会：某教师某科只教三页，如何举行期考？想不到董事会的书面答覆是：既然只教三页，也就不必举行期考。当时我真是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笫二学期，我自己接过那科来教。
我记得我要辞退一位教师，有许多人去董事会说情。甚至於说：那位教师可以写悔过书，保证以後如何如何。这样一来，我更要坚持我的意见，因为我实在不想有一位可以写悔过书的教师。最役，我摊牌了。我说：以马来亚之大，我不相信找不到一位教师。想不到振中先生很平静的说：「校长，那也说不定。」当时我没有答话，不过我仍坚持我的意见。后来，我才知道振中先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。他没有向我解释，也没有再要求我，他自己去面对那後果。我敬佩他的容忍，更敬服他的责任感。他无法改变我的态度，便得承担责任。
也许他早已了解我的个性和脾气。讲老实话，我从没有静下来去设法了解他。基於我生性倔强，少年气盛，我总是固执我自己的主见。到他死了之後，我慢漫去回味过去，逐渐更了解他。可是死生相隔，我只感到自己的渺小，我只感到振中先生人格的伟大。
我初到龙引做校长时，兼训育主任。当时大家认为学校的训育工作非常重要，年轻人易受外界的惑诱，盲目的想做英雄。这间新办的中学，决不能受不良因素的影响。我兼讯育主任是义务的。校长的薪津合起来是三百五十元，看起来比兴中校长多一百多元，事实上却相差不了多少。到董事会决定我第二年的薪津合共只有三百九十元时，我决定不干了。
这不是因为只加四十元，我不满意。我向来对於薪津问题不十分重视。在我来到马来亚之前，我做过底薪二百元一月的工作，而我领的钞票是十万廿万。刚到马来亚，我每月有千元以上收入。到芙蓉去做高师班主任，每月只有二百元，不及原薪的五分之一。
我原有几千元的积蓄。在兴中辞职之後，失业一月半，没有收入；与几位老朋友四处旅行，第四女儿出世，一共花掉了千余元的老本。我有三四千元在新加坡生息，每月利息有一百多。随身带到龙引的钱，由振中先生替我存入当店，也有二三十元利息。我的四个女儿都小，家用有限。虽然我毫不吝惜的花钱，每个月的钱都花不完。我记得初到龙引时，水菓是成箱从峇株买回。每次一百多粒橙，那里吃得完？随便送人；客人来，每人一粒，最後还是丢掉一些腐烂的。遇有一些新奇的玩意，我一定要买回来。假期赴星一次，有时要用到一千元。看戏要看国秦戏院的楼座，吃饭要到北京饭店。我们夫妻随教师旅行图赴北马，用去一千五百元，自己带二十罐香烟还不够用。
学校的庶务说：校长的家用大概二百元够了。我和他们开玩笑说：还不必那么多呢。後来同事们和我熟了，看到我的用钱，几乎每个人都伸舌头。我没有浪费，只是慷慨。我的父母和岳父母，都是不重视钱财的，我们从小就看惯了。
为什么加了我四十元，我不要干呢？原因很简单：董事会规定校长的薪津是三百九十，而数理教师的薪津竟此校长少不了多少。在那时最高班是初中二，我凭我岳云中学的数理基础，也可以教理化和数学。我想：董事会给我四百元整数，我便无话可说。
我向董视学官表示要离开，因为我是他介绍去龙引的。我坦白告诉他：虽然是为了薪水，倒又不是为了钱。我兼了一年训育，没有拿津贴，一年下来，竞此不上数理教师，（我兼了两节自然科学，没有支薪。）这校长还有什么可做的。文史和数理两种教师，待遇不同，也不公道。
有一天黄昏，董视学官来龙引，而且带来一些礼物，目的是要以私人的感情，劝我留下去，薪津可以商量。我的答覆是不必商量了。我觉得我这一年没有好的表现，所以董事会才定出这种薪津标准，我不是为了要争几十块钱。我的原则是合则留，不合则去。若是为待遇，我早就不会走教书这条路了。他留在我家里很久，从私谈到公，又从公谈到私，最後劝我勉强也多做一两年，因为他也不想做视学官了。於是，我在道义上几乎欠了他的债。不过我并没有答应他我不走，只愿意再加考虑。
我与振中先生在中华公会又作了一次会谈。我是带有因不被了解而产生气愤的心情，向他正式表明我不接受一九五二年的聘约。坦白的说：我对他有些不了解，我也不谅解他。我只想和他略坐即辞。他的态度很严肃，面色很难看。开始时，他一直保持沉默，让我急促的讲出我的委屈和不满。我强调我不是为钱。相处得好，少两个钱也甘愿；相处得不好，再多钱我也不稀罕。
当我正想起身离开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了。声音是那么低沉，腔调是那么抖动，咬字是那么迟缓，立刻控制了我整个身心。
「校长，你知道我多少年来为了甚么……」
一字一顿，像低诉，像独语，也像祈祷。他此我大十四岁，我彷佛在谛听长者的忠告，牧师的祝福，也彷佛是在聆听朋友的呼援。他告诉我：如果我不做校长，他也不做董事长了。他一生的理想也就完了。我向他解释，我们的立场完全不同：他是雇主，我是雇员；要找校长有的是。（一直到好几年之後，我才了解振中先生认为他所请的校长和老师都是好的，每一个人都不应该离开！）同时，我告诉他：我做校长是出力赚钱，他做董事长是出力出钱。他是本地人，我是流浪者。走了校长，可以再请，没有他做董事长就不成了。
我的心绪巳逐渐平静，我的决心却仍未动摇；现在是我在说服他，而不是我来却聘了。
他的话愈来愈少，声音愈来愈低……我发现他正在澿住他的眼泪。我忽然受了感动，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。我完全崩溃了。我只讲了一句话：
「好，董事长，我做下去，不谈薪津了。」
他没有激动的反应，我们相对静然了好一会。我们又谈了一些其他的闲话之後，我就回家了。
就是这样，我将我自己「卖」给了振中先生，也「卖」给了新文龙中华中学。校长与董事长之间，竟有一种灵的契合。我们都有一种虔诚的教徒的传教的精神，在努力我们的共同事业！
不久以後，他转给我一个电报，某校找我去做校长，月薪五百五，另外还有一些津贴，要我立刻回电。如果我答应，某校的若干董事将耑程送聘书来。
董事长又紧张了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和某校比薪津。他私下和几位长者谈：这位校长恐怕是留不住了。他没有再找我谈；我接了那电报，也没有和他谈甚么。我写了一封信去，婉谢了他们的好意；我仍在筹备第二年的开学事宜。
有一天，我去文律，遇见了冯景云先生。他和我谈三区的经济，他说他知道我在三区受委屈，不过仍希望我干下去。他还说：
「校长的薪津，我们已经决定了是四百五十元。自然比不上其他地方，只是想不出其他办法，请校长原谅一点。我们山笆小所在，董事们是不十分懂教育的。」
当晚，我就去找董事长，我不要四百五十，我只要四百整数。校长斤斤计较薪水是不对的。我答应做下去，就做下去。如果给我四百五十，好像是我为钱了。我决定不要那么多。
他仍是只笑笑。他告诉我二三区的几位董事早已决定了。
我想：这时不仅董事长对我有完全的了解，就是三区的董事，对我也有进一层的了解。後来我的薪水一直都是相当高。三年以後，跳到八百。再隔几年，又再加一百；开学之後几个月，我才发觉。我问董事长：我的薪水是不是算错了？他说：几位老人家要给你加。在龙引最後的几年，我的薪津是一千元。（一九六一年政府取销了对华文中学的津贴，我自动减了一百元。）正也是符合了董事长的心意，他要校长有最高的薪水。
我不乎钱，却遇上了了这一个好的董事会，使我有最高的待遇，真是难得。
振中先生敬老尊贤，有几位老人家常来中华公会找他坐坐。张来宫先生和陈伯义先生几乎天天来。陈老先生住在淡泊，张老先生住在冉米，不知他们怎样相约，总是结伴同乘一辆巴士而来，九点多便到了，有时下午会再来一次。开董事会也从不缺席。
我开始不懂福建话，要靠董事长翻译才能交谈。有时候，我就似懂非懂的唯唯诺诺。他们对於我的福建话非常关心。隔不久，就问我是不是懂多一点了？几年之後，我告诉他们：我可以及格了。张老先生立刻考我，最後一个「寒」字把我考倒。连董事长也大笑起来了。
他的公子健民，在小学教书。因为我们常常接近，和我相处颇好。他对我，可以说是敬爱。有时我要出门，他一定要替我开车，好让我在路上休息，怕我太累。
华人除夕，董事会照例设宴招待留校师生。柑和酒，每年都由董事长私人负责。他知道我爱喝威士忌之后，酒便有两种：威士忌和白兰地。他自己一定要在我们聚岁时来一转，要我们多喝一杯。健民在家中吃了团圆饭之後，常来学校赶热闹。他不会喝酒，却爱闹酒，醉到面红耳赤。有一年，他竟偷偷地从中华公会拿来一盒麻将牌，在我家中开台，打了一个通宵。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至今想仍无人知晓。
张老先生逝世时，我适在英伦。回来赶上了他的百日忌，清香一柱，感念万端。面对遗容，不禁泪下。陈老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。龙引的信徒不多，我虽信教，我却从没有和他谈过宗教方面的事。後来他生病在家，我几次要去拜候，每次因事不果，竟连最後一面的机会也没有。我去执佛时，心中感到罪疚。我这个人，不喜作一些形式方面的应酬，连探病也不起劲。天性如此，无法补救。
另外一位老太太，就是锦綉锦镖兄弟的母亲，对於学校非常热心，对於校长非常尊敬。她不时会送点小礼来，如一只鸡或是食品等。我是非接受不可的。我们的语言不通，仍能达意。在她的心目中，只有两项：一是她家附近的庙宇，一就是学校。她要捐钱，是亲自送到董事会的。她自己捐，也劝别人捐。因为她能言善辩，很多人都听从她。有些家长，都是靠她去说服的。她自己的思想非常开明，锦镖升学的事，我一说，她就同意。後来有些同学要升学，得不到家长的同意时，我就建议请她去劝说，也是一说就成。可惜的是她没有亲眼看见锦镖学成归来成了大医生。
我念念不忘的，还有一位老人家陈华板先生，应该有八十岁了吧，身材高大，声如洪钟，心胸旷达，做事热心。他对於校长的尊敬和学校的关怀，也是始终不二的。有几年，学校的毕业典礼，董事长请他代表主持。他唯一的条件是不训话。但是在教师会的宴会中，他会大唱南曲，而且唱得也很好。在酒後，他常要牵着我的手，抚着我的眉，大谈特谈。他很风趣，虽然一口闽南腔，我仍领略。
郑作余老先生，喜欢谈谈诗文，我也跟他合得来。他可以讲生硬的华语，到了无法表达时，就用笔写出来，真是有趣。
从前公会的座办王绍周先生，早已作古。他对於我的中国旧文学和书法，相当欣赏。（因为有人说：校长的学问很好，就是字差一点。）
文律的杨哲业先生，对於三区的团结和华校的统筹统办，功劳不小。他是非常支持董事长的，自然也支持我。後来因为个人的事业方面，完全失败；在某些方面，董事长想支持他，也无能为力。他的健康也不好，到我要离开三区时看到他，他的目力已差，几乎看不见我了。
欧西朝先生在我到龙引不久，就搬去新加坡了。他对於我这位新校长，非常爱护。他的戚友有喜庆，一定要请我，而且一定要我去参加。参加一次宴会，就得花去整整一个下午，却之不恭，热情可感。
新加兰的方俊生先生，和我没有言语的隔阂，见面就问长道短。郑双埕先生比较沉默，有时我和他在一起，简直找不出甚么话来谈。直到我要离开，他还在劝股我。
文律第二分校董事长陈奕梹先生，常来找我谈他学校的事。他家中有许多菓树，每次都不忘带些果子来。新路的陈有紫先生，也是非常热心学校的。
杨仁迁先生是思殿的父亲，我去文律时，他一定要请我喝茶，前几年逝世了。如今，子继父业，不仅生意兴隆，而且已是三区的董事。我希望他能有所作为。
郑德雨先生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提议要提高教师薪水，殊为难得。他对於篮球甚感兴趣，有赛必到。我和他是言少交深，好像不必多交谈，自然有一种了解似的。还有一位欧清添先生，也是一样。
三区老一辈的人，对于华校，有一百巴仙的爱护的热忱。他们有传统的尊师重道的观念，校长的一切，都是对的；老师的一切，都是好的。因此，三区的华校，自然会发达，自然会上轨道。虽然我无法一一记述他们，我却怀念他们。健在的，我为他们祝福；死去的，我为他们祈祷：他们和振中先生都在另一个世界，我相信他们时在天之灵，仍在关怀三区的华校，也会关怀我这离开了三区的校长。
和我上下年级的而又热心教育的人，自然更多。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业要料理，不能像振中先生和那些老辈，可以全心全力来支持学校。三区董事会开会，出席之踊跃，可谓少有。大家都讲闽南话，只有我讲华语，然後由董事长翻译。有时我听不懂，我便得问董事长。他们开会，很注意开会的程序，一切都是按照民权初步。倒不像我主持校务会议，我常常是不注重形式。
我到龙引不久，曾分别拜访新加兰、文律和龙引的董事；以後的十多年，我就很少去看他们，因为我不爱作无谓的应酬。後来，我连喜庆的宴会也少参加。到大家都了解了我的脾气，也就没有人请我去了。我蛰伏在学校的园地裹，很少与外间接触。学校和董事会之间，校长与社会之间，全靠董事长一个做联络工作。学生在学校裹发生了甚么事，我也很少去麻烦家长。我认为家长既然将子弟送来学校，学校便应负完全责任，我也要负起责任。偶尔家长有甚么事，也是去找董事长的时候多，直接来学校的时候少。然而大部份的家长，都对学校非常信任，对校长也非常了解。他们不是对学校漠不开心，而是对学校有信心。
在这种情形下，校长可以放手去处理任何事。社会人士不会来批评短长，董事们也不提供甚么意见。他们很谦虚的说是不懂教育，学校要如何办，全由校长去决定。其实，任何人受过育育，就懂得教育；有子弟在受教育，也就懂教育。
我真留恋那一段时日，几乎每个人都了解我似的。
校政方面，没有甚么传统要遵守，每年都可更换。课程方面，没有甚么约束，有某种方便便作某种安排。一切设施建筑，都不必顾虑甚么，向董事长提出来，他就照办。我不相信我的一件事都是他同意的，但是他对任何一件事都不会提出任何意见。
振中先生虽然一手包办了董事会的工作，他却不是一个独裁的人。校方的许多事，他都在前告诉三区的董事；要决定某一件事，在事前都和大家商量。通常的答覆是：
「中叔，你看要怎样就怎样吧！」
振中先生生活非常严肃，面容非常严肃，谈吐却是非常轻松的。他虽然从没有和我开过一玩笑，但是他却要和别人讲笑话。有几个和他接近的朋友，他们见了面，谈正经事，也是用开玩笑的方式。
峇株有些朋友叫他做「菜头」。在十多年前胶价大涨的时候，这并不是一个好名字，後来（才知道是他太慷慨了，用钱随便，而且常常花贵价钱买东西。）
他最喜欢和新加兰的李龙标兄开玩笑，几乎见面就没有一句好话。有时弄得龙标兄很尴尬，红着脸说：「中叔，不要这样讲；………」但是，我相信他们是最好的朋友。振中先生逝世，他很伤心。他对我说：他参加过多少次葬礼，他没有流过眼泪。只有振中先生的葬礼，不知为什么，他的眼泪会不自禁的流出来。以后，每年的清明，他一定去吊祭；我和他一样，我们与振中先生之间，都有一种真挚的感情。
龙标兄的华语讲得不好，我们交谈时很有趣，他用他的闽南话，我用我的华语；还有就是我们谈话的主题，都离不开学校。记得在一九六三年，某一位教育部的英国官员，为了要邀功，想多得一两年做官的合同，很想要说服新文龙中华中学改制。我便要龙标兄去应付，他应付得法，没有发生什么问题。后来他告诉我：他在董事会并没有主要的职位呢！
龙引的黄克礼兄是潮州人。董事长和他谈话时，总是打起潮州腔。我听了想笑，又不好意思笑出来。克礼兄为人坦白，又很热情，敢言敢争，是董事长的得力支持者。董事长的墓地，全由他去监工，可谓终其死生。克礼兄心直口快，胸无城府。我要离开龙引时，他苦留不住，竟要我和他一起去振中先生坟前，以卦相决。我没有接受他的办法，我却感激他。我不像董事长那样讲潮州话，他又不能讲华语，不过，我相信我们之间，应该不会有隔开。因为我们都是董事长的好朋友。我也相信他会了解我决定离开龙引的苦衷。
文律的梁汉文兄，也是董事长开玩笑的朋友，不是责备他开会来迟了，就是怪他收捐不卖力。汉文兄总是笑而不答。他和我是言语无碍，我常和他谈学校的事，他对我相当了解。我离开龙引之前，他还征求我对某一些事的意见。他有眼光，有看法。他是一位精明的人，也是一位忙人。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计划学校的经济，那时董事长早已逝世了。我用算术来算，他拿起校长室的算盘，我讲他打；我讲完，他已算好。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：华人的伟大。
在三区，也有极少数的几位先生，对於董事长的某些方面不表同意的。董事长对他们也没有怨恨，总是设法托人去解释，尽最大的力量去容忍。後来有一两位在事业方面不如意了，放弃了一切社会活动，董事长仍旧同情他们，决没有记取从前的不愉快。
最值得我感到欣慰的是：在董事长的庇护下，我简直是在象牙塔中处理校务。直到他死为止我没有遭遇到任何阻碍，也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。如果—定要追忆，只有—次，我在某—次教师节宴会中喝醉了。
我爱喝酒，我也爱闹酒。在正式的宴会中，我却是适可而止。即令是暍醉了，我仍是静静地回家去休息，很少失态，更没有闹过事。这一夜，我已喝到七分醉走来，有了，宴会也快结束了。忽然有位先生要把我灌醉似的。他来敬我的酒，我喝光了。他却在欺我醉了，自已不喝完，又要来敬。我要他也喝光再来，他仍是支吾其词。因为他说得很客气，我也接受第二杯，甚至于第三杯。我不想再跟他喝了，我便走开。那知他不知趣，跟着我走，要再敬我。我好言谢绝，他还是跟着我噜嗦。我大声叫道：「你喝多少，我也喝多少。」他接着讲了许多话，我也不知道他讲些什么，只知道他要我喝，而他自己仍旧是第一杯。这时我的酒性发了，将手中的玻璃杯往桌上一放，那杯子立刻破了。我换上二杯子，倒了酒，叫他来。他看到情势不妙，立刻走了。董事长立刻走过来，叫我不要理他，回去休息。我的余怒未息，走不到几步，又在另一桌拿起杯来，要与他再喝，那知这个杯子又给我打破。後来说好说歹的把我劝服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喝酒出事，也是最後一次。以後的教师节宴会，我总是浅尝即止。一些老人家劝我喝，我打起闽南腔说：「喝醉不好看！」
现在想起这些来，倒觉得非常有趣。那时真是有一股豪气，连喝酒也要有相当的了解。谈了解，岂是一件容易的事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