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龙引十四年》


十八、再见

    我是在三十岁那年到龙引做校长,一九六四廿离开时,已是四十四岁。我已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,呈献出来。如今,我又是近五十岁的人了。

    我追述这十四年的龙引生活•我只感到愉快和满足。有些事,就好像发生在昨天;有一些事,却又像发生在四十年以前。

    我到龙引,只是偶然。但是,能居留到十四年之久,却不是偶然;而是与振中先生一种缘份。他一死,缘份也了。

    因此,我之离开龙引,好像就伤害到一些人的自尊:校长只认识振中,他看不起我们全三区的人。

    这种推理,似乎也合逻辑。不然,为什么那么多人要留我,我只因振中先生已死,千留万留,我绝情绝义似地坚持要走。

    事实上,却不是如此简单。世事果真如此简单,那倒好了。每个人都喜欢用心思,我也不能例外。每个人用心思,都有不同的动机,不同的目标。这样一来,善与恶来了,是与非也来了。争吵来了,烦恼也来了。

    我是读了书的人,有时为人师表的人,我随时要充实自己,我随时要检讨自己,我的心思总是向善的方面走,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境界,一方面为学生做榜样。动机是善良的,目标是正确的。我不能说我是超人。不过,无论如何照一般水准来衡量,我仍可列入正人君子之流。我的环境和地位都会约束我。

    我之所谓正人君子的含义,非常单纯:不以自己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,不要生是非,不要唯恐天下不乱而想混水摸鱼。

    我追随振中先生十四年,我只想消极地做一个正人君子。我没有能力像他那样,推己及人,要使别人也成为君子;至少不敢做小人,也不可能做伪君子。

    我与振中先生之间的关系,实在是不易为外人所了解。

    他死了,我要离开龙引,并没有不妥。而且没有什么不正常。

    他好像我的靠山。尤其是当我担任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主席的时候,他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。我也可能随时被吊销教师注册证,或是取销公民,或者是递解出境。(如果坐监,那倒是大解脱,一定会成为英雄。)许多朋友佩服我大胆,在六三年的教总常年大会中,我坦白地说:我也怕。大家都认为我是在开玩笑。不教书,一家大小的生活怎么办?不过,当我决定接受那职位的时候,我的确没有考虑到我私人的问题。我心中似乎有一种保证:果真我个人发生了甚么事,振中先生会替我完全负责安排我的家庭。

    我没有要求振中先生为我作万一的打算;振中先生也没有拍胸脯作保证,就是「你尽管去干罢。」

    但是,我总有这种无後顾之忧的情怀。

    王道兄南来,振中先生和他说:

    「我们校长,担任教总主席是辛苦,花费不少的精神时间,往返开会,还要增加不少开销。」

    这是非常普通的话,没有甚么深刻的含意•我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对他有这么大的信心!

    吉隆坡与龙引,相距一百七十哩,中间有两次渡轮,至少要六小时的旅程。我去开会,通常是拜六去,礼拜晚上回来。於是,我习惯了开夜车,有时晚上在吉隆坡有应酬,十点多离开,到家已是凌晨了。

    我担任教总主席,同时还主编「教师杂志」,每月一册,的确不易。编校的工作,固然繁多琐碎,每期自己还得动笔写一两篇文章,好在有峇株华仁中学校长白纯瑜兄帮忙,他是教总的副主席,也是教师杂志的主编。我们私交至笃,公的方面更是不用提,往返与共,烦恼同受。他对英国文学和英文为第二语文的教学,有独到的研究。他对维护华文教育贡献的力量至大,而且他的立场,非常坚定,因为他沉默寡言,不求闻达。知道他的人不多。他可说是一位无名英雄,一位忠勇的斗士。

    做了两年的教总主席,真是精疲力竭。学校一位华文老师中途离开,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,我自己兼教三班华文,在视听室合班上课。改作文却是一件头痛的事,有时要改一个通宵。我代课,并没有拿代课津贴。原因很简单,如果我拿钱的话,便吃力不讨好了。虽然我教三班华文,作文仍是每两周一篇,决不敷衍。为什么不分给其他华文老师?有,能够分配的都分配了,仍剩下十多节无法安排。

    校内校外,旅途奔忙,我倒比觉得疲乏。我不仅是教总主席,我也是柔佛州华校教师联合的主席及柔佛中区华校教师会的主席。我的教师会主席,从县做到州,做到全国;恐怕也创下了一个记录。

    柔佛州教师联合会的事情不多,每年开一两次会。因为柔佛州还有一个华校董教联合会,很多事情都可由那个会解决。纯粹是教师校长的事,才由教师会出面。我曾为某一些事,拜访过柔佛州教育局长。每一任局长,多和我有私人感情,所以谈商公事,也不消三言两语了。

    例如锺士之後,是一位华人担任教育局长。到任不久,便约我和振中先生去谈改制的事。虽然只有十几分钟的会谈,闹到不欢而散。我们走出局长室,有一两位朋友多少有点为我们担心,好像我们把大事弄僵了。振中先生与我,倒仍是泰然自若。

    後来我因柔佛州内某几位教师的事,再去找他,他竟一口答应了我们的要求,而且非常支持我们的要求。到他要离开时,我们的私交已算不错了。

    柔中教师会的事,花去我不少的时间,从征求会员,到筹建会所,到落成还债,一连几年,经年都有事做。

    我参加柔中教师会的条件是只做一个普通会员,想不到三两年之後,我登上了主席的宝座,辞也辞不脱;真是只好勉为其难。上了台,可不能马马虎虎。我与几位重要职员:副主席黄绍南兄,理拱秀女士,总务陈秀华兄,财政王静芝女士以及其他一些朋友,走遍了区内的每一间华校,广泛的征求每一位老师入会。

    会员多了,就要建会所。刚好国泰戏院侧面的地要卖,我大胆作主,替柔中教师会买了一方。後来起价了,有人要补钱换那一方地。我算是安心了,不会被人责怪我独裁。

    买了地,就得建屋。我始终没有把握:三百多会员,要建三四万房子。我和振中先生商量好几次。他说:没有问题。坦白讲:我不愿再把柔中会所的担子加在身上。所以迟迟不敢开动。

    有一次,教总开会,我去吉隆坡。晚上在陈豪昌兄家中坐,要走的时候,他送我上车,忽然谈到柔中要建会所。他说:你不做,那会有钱来。你别想筹足了钱才开始建。天下没有容易的事。你开始建,慢慢去找,钱就会来了。

    他立刻答应捐现金五百元,五百元的书,合成一千元。我想:他捐一千,马来亚文化事业公司也少不了一千。我和员霖兄联络,他答应得乾脆:你说怎样就怎样。

    好了,我的劲提起来了,立刻召开会议,决定要兴建会所。我们想出捐和贷的办法。会员自己不出钱,便不好意思要别人捐钱。於是,我们这些职员去拜访每一间学校,要求捐,还要请会员贷款。我自己认捐四百元,认贷一千元。後来,我向人寿保险公司借钱,利息不算,律师手续费就是七十多元。

    提到柔中新会所,我不能不提吴玄悟兄。从绘图,督工,到落成,抵押,他硬是当作他自己的事情在干。为了地契,他去星洲和新山几次,有时不开费用,有时开过十元八元而已。他的人缘似乎不十分好。我老实说:他为柔中真正的死心贴力的。在兴建的时候,常常付不出钱来,他曾垫出一些。我只要听见建筑商郑亚敏先生的电话:「校长,我是郑,有办法通融一点吗?」我的心就会跳起来。我私人有钱,立刻开一千或八百元给他。

    郑亚敏先生他从未过份逼我按符合付款,至少减轻我们一些精神负担。

    好容易到新会所落成,虽然还欠上一大笔。最後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捐款,不仅在柔中区内,全州都去。郑天炳、赖湖章、李汉槎,陈志荣诸位校长都曾四处奔波。

    我的扶轮社的朋友们,尤其是蔡德生医生,真是帮忙不少。德生兄当时经济并不太宽裕,他写了一笔捐款,声明要分期付出来。那知落成开幕那一晚,他给我一张现款支票。

    柔中教师会落成之後,我了结了一个最大的心愿。只差三四千元,峇株马来亚银行经理一口答应照借,於是大功告成。

    一九六三年底,我在教总常年大会中提出我不要连任。很多人不了解:为甚么做了二年,坚决不肯再做下去•六一年我上台,并没有绝大多数票,而且还有所谓「三匹马」的建议。(当时联合国选秘书长,克鲁雪夫提出由三人来做,)六二年的选举,我获全体一致的赞成。六三年,我却要劝服每一位代表,不要选我;而他们都不肯让我下来,我最大的理由是精神不济。因为我曾经晕倒两次,医生一直查不出原因来,开会时,我仍在服药,而且是四种不同的药。

    我请了一些朋友做说客,我自己说服了一些朋友如周曼沙兄,吴太山老先生和孔翔泰老先生。好容易把教总主席的职位摆脱了。

    柔佛州及柔中的教师会的主席,如果我离开龙引,我便可以摆脱。

    生活环境也是促使我离开的因素。在龙引,白天没有电,实在不方便。下午一点以後,我的房子像蒸笼一样,午睡时我只能睡在地上。有一天,我看见柜下的小蜘蛛网,在心理方面很不自在;以後我便睡在过道中,躺下去是满身大汗,过道风一来,又感冒了。每天午睡醒来,头胀得痛,肚子裹像火在烧。晚上呢,刚睡时,要开风扇。不久,就冷到非盖毛毯不可。於是,我养成了迟睡的习惯。

    振中先生逝世之後,我的哀伤,真是如考丧妣。我实在需要调换一个环境,以免触景生情,睹物怀人。这种心理方面的因素,不易为人了解。反过来说:你更应该续承振中先生的遗志。

    我又何尝不想留在龙引?

    同样的,也可以反过来说:我又怎么可以继续留在龙引?

    我离开龙引,正像我不要再做教总主席一样,免不了使人费解:也免不了使人发生疑窦。尤其是大家都留我,还是留不住。

    我不是一个不重情义的人,甚至於可以说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。在龙引住了十四年,学校的一草一木,都与我有感情,三区的人,无论识与不识,我都是感念他们的。

    在这十四年之中,几乎没有一天是不愉快的。我的独子也是在龙引出生的。我的离开,并不是逃避,也不是无可奈何。我想换一个环境,虽然不一定可以换到一个更好的环境。

    这十四年,托振中先生之福,使我生活在象牙塔中。一切是顺遂的,一切是从心所欲的,而且一切都是合乎理想的。於是,我成了一个宠儿!振中先生之死,惊醒了我的幻梦,我不可能自闭於象牙塔里。既然要走出塔来,便走远一点点。

    我相信大部份的校友,都了解我,都同情我,因为他们既是我的学生,多少会受到我的一些影响。我没有办法说服董事们和家长们,使他们同意我走。对他们,我只有歉疚。

    在董事会所发动的欢送会中,我讲出了我心中的话:校友们在文律举行欢送会中,我讲出了我心中要讲的话。

    我决不是毫无惋惜,豪不留恋;振中先生一死,我就走。只是:他死了,我可以走了。

    我感谢每一位三区人士,尤其是那些一再要挽留我的。我离开三区,心中也是伤感的。

    不知怎的,我总有一个信念:振中先生会同情我。某一夜,我从梦中惊醒,很清晰的听到他站在门外叫校长。当我正要起身,立刻意识到振中先生已经死了。但是,为什么我会突然醒来?为什么那叫声是那么清楚?我从迷信的说法来推断:我的阳气太大,生死无法交接。我立刻向振中先生祈祷:「我是决定要离开了,如果你不让我走,报一个梦给我罢!如果你有其他的事要交待,也在梦中显示给我。」可是,我从没有梦见他,一直到今天。

    今天,我离开龙引已近四年。谁没有怀念呢?我固然怀念已逝世的振中先生,我也怀念三区的朋友们!

   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